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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着城市去看病

  拉着城市去看病  近半个月,武汉市民志愿者汪奇驾车行驶于武汉大街小巷,协助运送医护人员和物资。

  拉着城市去看病

  近半个月,武汉市民志愿者汪奇驾车行驶于武汉大街小巷,协助运送医护人员和物资。

  当一座城市为了抗击疫情不得不开始沉睡时,它的神经末梢依旧保持着活跃和敏感。对于这一点,武汉的网约车司机李捷十分了解。

  他平均每天出车两到三次,车轮上维系的是这个城市最日常却又最急迫的需求——有高血压病人急需买药、有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着透析。一位糖尿病并发症严重、继发烂足的老人本该每3天去医院换一次药,但是因为疫情暴发,出行不便,等到李捷去接他时,他已经8天没有换药了,病足几乎腐烂。

  李捷只是这个神经未梢上的一分子。1月26日0时,为防控新冠肺炎,除许可车辆外,武汉中心城区实施机动车全面禁行。1月23日,公共交通已先行被暂停。禁行后,有关部门从网约车和出租车公司处召集司机车辆,组建了大约6000辆车的“社区保障车队”,分配至城区1159个社区,保障非发热疾病紧急送医等居民必需出行,协助社区运送物资,为行动不便住户送菜、送药。

  除了“社区保障车队”,从除夕至今,出行企业搭建了“医护保障车队”,武汉市民也自发组建起志愿者车队。他们与300辆公交车,部分政府车辆一道,保证着医护人员出行。

  在这个疫情依然严重的城市,这些穿梭于街道上的司机大多并没有充足的防护设备,大部分人都需要把用过的防护设备消毒、悬挂,反复使用,有人甚至将同一件防护服连穿10天。但迄今为止,很少有人退出志愿队伍。

  一位本地司机说,“我太清楚这城市此刻在发生什么。你问我害不害怕?我当然害怕。但我必须出来,这是我自己的家园……”

  另一位司机告诉记者,她只希望这个城市早点好起来,然后她才能好好去挣钱,正常生活。

  和我妹妹一样的孩子

  李捷一度很讨厌武汉街道的拥挤。但春节期间,驾车飞驰在空旷的马路上,这位武汉人却在车里不住地哭。“我清楚地看到,我的城市‘生病’了。”

  和李捷同属社区保障车队的滴滴出行网约车司机王莉说,公共交通关闭后,她看到消息,说下班的医生护士们没法回家,过路车辆因为不具备防护措施,都不敢停车。她想,天气这么冷,那些医生护士一定会寒心。

  王莉老家在湖北荆门市。武汉宣布“封城”的那天,她正常出车,却见到大批人涌入超市,有人开始跑到路上拦车,开价1000元,甚至2000元,只希望能开出武汉市界,开到邻近城市的郊区就可以。

  她也犹豫要不要返回老家,最后还是放弃了。除夕这天,妹妹从老家打来了电话。妹妹是护士,很多同学在武汉协和医院工作。她说:姐姐你要保护好自己,同学们都说快撑不住了。电话这头,王莉默默哭了,决定做点什么。她想到网上那些医生护士脸上被勒出印子的图片,“是些和我妹妹一样的孩子。”

  后来成为滴滴出行武汉抗疫调度负责人的曾洪波记得,“封城”后,自己很快接到来自政府部门的要求:调集1300多辆车保障社区。1000多辆车几乎一夜间凑齐了。看到网上有大量医护人员因无法出行而求助,这家公司又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,组建一支200多人的“医护保障车队”。

  在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的协调下,滴滴最终共派出1500多辆车。东风出行征集了1000余位司机,T3出行400名。曹操、首汽、高德等出行平台和本地出租车公司也纷纷参与了这场志愿保障行动。

  武汉市民近日自发组成志愿者团体,援助医护一线。

  李捷所属的网约车租赁公司一共有70多名司机,“30多个加入了保障车队,另外30个报名了没选上,还有十几个家在外省市,已经回家了,都嚷嚷着要回来。”

  除此之外,武汉的私家车主汪奇和一些民间志愿者也已经活动起来。运送医护、转运物资,“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。”但他也承认,头两天内心很慌,一是不清楚疫情究竟有多恶劣,二是群内需要帮助的医护人员似乎太多了。

  “在群里发一句话,5分钟不看手机,根本找不到在哪儿。”汪奇说,医护人员们坐车的诉求几乎刷屏,到处都在求助。有时一个医生需要坐车,好几人回复,大家彼此又看不清——等到开车过去,发现人已经被接走了。

  为让“医护保障车队”有序运行,滴滴出行的程序员用31个小时制成了专门针对约8000名认证医护工作者的特殊程序,植入滴滴出行App后台。让医护人员可以免费叫车。

  汪奇所在的诸多“爱心群”也开始安排固定的群助理:有人专门核实医护人员发出的求助信息,然后再由专人将医护的工牌,用车地点、时间等发布在群内,确定专人认领。有的群甚至具备了调度员——尽可能安排距离较近的志愿者接送。

  汪奇说,仅仅在他所活跃的十几个群中,估计就有不下1000辆市民自发提供的志愿车辆。

  运送的医护人员里,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20多岁的护士。她的爱人是医生,两人都上了一线。刚满月的孩子被送回了老家。但孩子需要喝的那种奶粉在老家根本买不到,这位护士一直在通话,向各方亲友求助。事情一直解决不了,她在后座哭了起来。汪奇也沉默着抹眼泪。

  加入“医护保障车队”的滴滴网约车司机胡建斌接到的第二位乘客,便是一位深夜从武汉协和医院下班的护士。年轻的女孩上车后有些发愣,一言不发。胡建斌便问她,工作累吗?女孩猛醒过来说,说在医院4天了,连轴转,一直没休息,然后便嚎啕大哭。

  我不可能不怕,但总有人需要我

  曾洪波称,据他了解,医护人员出行目前基本得到了满足。他们一部分被安排入住医院宿舍和附近酒店,政府和医院给予了部分通勤车辆,出租车、网约车公司和民间志愿者也提供着保障。

  社区保障车队同样开始运转。王莉要每天6点多起床,驾车30多公里,从武汉黄陂区赶到被分配的武昌区社区。她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,小区目前秩序不错,“很少有全部配车都在外面的情况。”

  李捷和王莉都说,自己所在的社区算不上繁忙的。他们说,武汉有一些居民达数万人的社区,或是那些老旧的小区——它们没有电梯,老年住户又多,都增添了出行的需求与难度。据他们所知,这些社区的司机每天都很忙。

  被分配去运送那位糖尿病并发症严重的老人就医换药时,李捷准时到达了。他本以为老人会有家人陪护,却发现老人拄着单拐,扶着楼梯扶手,满头大汗,从六楼一步步挪下来,疼到脸色惨白。

  老人告诉李捷,他的孩子都在海外,“封城”时妻子恰在其他城市。他的左脚因为换药拖延而溃烂,基本不能着地。李捷将老人扶进医院,医生告知,医院目前已被征用,无法处理其他病症。他只得将老人送回家,搀上楼。两天后,再带老人去民营诊所换药。最后离开时,老人紧紧抓着李捷的衣服,不停地道谢。

  倘若患病老人、孤寡老人是目前最需要照顾的人群,据王莉观察,需要社区派车帮助出行的第二大群体,是那些自我怀疑可能感染的居民。他们并未发烧,不算疑似病例,但自感各种不适:比如咳嗽、胸闷,希望去医院排查。王莉称,这部分人占到社区出行诉求的30%甚至40%。

  “对于这种居民,社区会和我们商量:是否接送,选择权在司机。”王莉说,“一般我们不忍心,都还是出车,只是自己保护得严实点。类似情况很多,大多还是老人,身体弱,又不算疑似,120管不过来。”

  但对于已经发烧的居民,依据目前规定,为避免交叉感染,应急保障车辆通常不能运送。社区只能将信息上报,等待医疗系统派车收治。

  王莉第一天到达指派社区,遇见一位老奶奶,自称不舒服,想去医院排查。社区人员初步询问筛查,发现她属高度疑似。社区人员立刻告诉说:离远点,我们来处理。

  王莉记得,那天天气很好。人们远远地围着老奶奶。阳光下,老人一言不发,坐在社区服务中心门口的椅子上。社区的工作人员跟她喊,您先回去,我们去上报。无论治疗还是隔离,都要排队。老人沉默了几分钟后,慢慢从椅子上站起,再缓缓地躺到地上,用尽力气喊:“我要去医院,我要拍片子,我主动申请隔离……怎么都好,你们帮我解决啊!”

  最终,社区人员叫来一辆防护措施相对较好的“医护保障车”,将老人送去了医院。

  王莉在司机群里也会偶尔看到,一些社区情况堪忧,工作人员会要求负责社区保障的司机运送高度疑似的患者。这往往令司机陷入恐慌。

  她曾接过一位中年女性,刚在医院处理完因新冠肺炎去世的母亲的后事。穿防护服的王莉一度有些担忧,但她很快发现,同样裹在防护服里的乘客身体绷得笔直,似乎也紧张到极点。车厢里没有人说话,只有那女人在防护服里默默啜泣、颤抖。

  社区和医护保障车队如今面临着相同的问题:防护服不够,都只能循环利用。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一度发微博公开求助。曾洪波承认,公司目前还能为司机提供充足的口罩和消毒液,但防护服已十分紧张。

  相较下,汪奇这些民间志愿者们的防护更为简陋。他们的一件防护服要连续穿两三天,没有N95口罩,每天戴普通医用口罩出车。2月3日,武汉当地一位名叫何辉的车队志愿者便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。

网约车司机王莉在社区全副武装,准备出车接送居民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  “这件事让大家有点受打击。”汪奇说,“但没人退出车队。”

  对于加入志愿车队,李捷一直对家人有所隐瞒。报名那天,他把决心告诉家人,遭到一致反对。他13岁的孩子用手指着他,什么都不说,默默流眼泪。李捷向他们撒谎,自己只为社区送货,一个人都不接触,没啥危险。

  李捷其实也担心。他是顶梁柱,家里又有孩子,他不敢想象自己万一感染的后果。“我不可能不怕,但总有人需要我啊。”

  “我们的防护不足,大家也心知肚明,就是硬着头皮去做。”汪奇说,现在大家总在群里聊开心的话题,互相开玩笑,甚至发红包。胡建斌的队伍里,司机们则会“攀比”每天接送医护人员的数量。有人会在群里炫耀,我今天接了23单。也有人辩解,今儿每一趟路程都特别长,所以只送了11人。

  刚上路那几天,汪奇总担心违反禁行令,被交警查扣。因此他总是拍下每一趟运送的医护人员们的工牌,或是物资的收据。警察每每拦住他们,汪奇就给他们看这些。然后对方就开始反复地说,你们太好了!一定要注意安全啊!

  不止一次,汪奇从后视镜看到,车辆放行后,警察就这么站在原地,对着驶远的他们敬礼。

  我就是它的一部分

  王莉所在社区有4辆配车,两辆是网约车,两辆是出租车。几天下来,原本在路上“水火不容”的双方就成了朋友。每次出车回来,开出租车的大爷不时招呼她,赶快过来,我给你消毒。

  乘客们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。“以前人们打车,更多是觉得我付钱了,你得伺候好。”现在,每个人都在不停地说“谢谢”。

  几天前,王莉运送一位80多岁的老人去医院拆线。到达后,老人站在医院门口,迟迟不肯离开,非要帮助王莉倒车,替她看路。

  “这段时间,老人真的很无助。”王莉说,她几乎能从乘车外出的每一位老人身上都感受到恐惧、担忧。那位80多岁的老爷爷也一样。陪他出来的女儿明显很不耐烦,老人在车上也一直沉默,看起来充满愧疚,但又一定要王莉开走后才肯去看病。

  汪奇说,最初几天,他每天要运送十几拨儿医护人员,而且往往是一位医生叫车,挤上车的却是一群人。自从武汉组织了医护保障车队,政府和几家出行公司介入后,需要民间志愿者接送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少了。

  “现在我每天大概只接送两三趟。”他表示,目前除了保障极少数路途极远或是下班很晚的医护人员出行,民间志愿者大多时间都在运送物资。

  “2月以来,形势在慢慢变好。”汪奇回忆,春节那几天,能明显感受到医护人员们的恐慌。医务工作者们有的上车就累得睡着;有的在手机上飞快地敲字,手不住发抖;还有人紧紧抱头,唉声叹气。有人和汪奇说,他们缺乏物资,几乎就要裸奔;也有医生和他形容,就像是洪水来了,根本不知道怎么办,必须拿肉身去挡。

  这些情景大概从1月底开始改变。随着支援赶来,医生们反映,物资紧缺的程度减轻了;人手也在增多,医护们渐渐可以轮班休息。几天来,汪奇听到最多的话便是“现在强多了”。他感觉医护人员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,至少大家会笑一笑。

  汪奇的车里开始多出各种东西,它们都是坐车的医护人员们留下的。有的医生看汪奇等人的防护措施过于简陋,悄悄将自己的N95口罩塞到他们的车座后面;也有一早乘车的护士,提前在家做好了早饭,下车时将牛奶、鸡蛋和面包一股脑地塞进汪奇怀里。

  有一天,王莉和她服务社区的保安聊天。保安大叔很平淡地说,自己女儿科室4个人,3个都感染了,就剩下她自己。现在,她要去支援火神山了。

  “过去没遇到大事,我从来不相信‘城市由我建设’。我说这就是空话。”王莉说,“现在,我觉得武汉就是我的家。我就是它的一部分。”

 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程盟超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【编辑:罗攀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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